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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首頁 >> 原創撰稿
            “中國茶德”與儒家倫理的關系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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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茶紀
            求是
            2018-07-22
             

            茶,一種發源于中國的木本植物,在制作成飲料并且品飲的過程中被賦予了深刻的人文性。長久以來,中國人將茶視為集物質與精神為一體的復合形態,“中國茶德”便是其精神性的標志性概念。從倫理學視閾觀照,“中國茶德”,應該歸屬于儒家倫理范疇,它們之間的關系,以及因為這種關系的建構而確立起來的茶的核心價值,正是本文企圖深入探討的所在。

            茶德概念的溯源

            最早在文獻中出現與茶有關的“德”字,是在公元8世紀陸羽(733-804年)《茶經·一之源》中。“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此處的“精行儉德之人”,顯然指的是飲茶之人,而文句中的“德”則是在指向飲茶人的同時,又投射于茶的。其意思是說,只有具備了良好品性的人,才配得上喝茶。

            自中國歷史的春秋戰國始,以香草美人嘉樹等美好事物來形容高尚品格的君子,就已經成為一種共識。陸羽在洋洋7000多字三卷十章的《茶經》中,有判斷句的句式,上來就給茶定下了嘉木的地位,這是一種主觀的定性,是不需要認證的。

            茶圣陸羽的“德”,無疑是為“茶德”定下了基調:茶,絕非僅僅是為滿足生理需要的飲品,它的性質決定了對飲茶者的道德要求。只有具備了精行儉德之的品行,一個人才能夠有資格去品飲它。因此,陸羽的這段話可以被解讀為“君子之飲”的注釋,這亦是一種無論對茶還是對人的德行的復調敘述。

            真正將“茶德”作為一個完整理念推出的,當是晚唐的劉貞亮撰寫的《茶十德》一文中,他提出飲茶十德:以茶散郁氣;以茶驅睡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病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嘗滋味;以茶養身體;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這十德中,有六德與健康養生有直接關系;另有四德“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可以說是直接對應于儒家哲理的。

            劉貞亮基本可以說是陸羽同時代人,只比陸羽晚去世九年,陸羽《茶經》問世后在朝廷與民間廣為傳播,故后世有宋代梅堯臣留下的詩句“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新茶”。寫下《茶十德》之文的劉貞亮,作為一名朝廷宦官,不可能沒有受過陸羽《茶經》的影響。他的“十之德”顯然與陸羽的“精行儉德”,有著一脈相承的傳遞,而且從陸羽的向內心走的個人品德修養,擴大到了和敬待人的人際關系上去。

            “茶德”理念在唐宋時代傳入日本和朝鮮,產生巨大影響并得到發展。16世紀日本千利休提出的茶道基本精神“和、敬、清、寂”,本質上就是通過飲茶進行自我思想反省,在品茗的清寂中拂除內心和塵埃及彼此間的芥蒂,達到和敬的道德要求。而韓國茶禮中倡導的“清、敬、和、樂”,強調“中正”精神,也可以說是主張純化人的品德的中國茶德思想的延伸。

            在當代中國茶人中,關于茶德精神的理念,有一系列的推出,包括大陸程啟坤和姚國坤提出的“理、敬、清、融”,陳香白的“和”理念,臺灣學者范增平提出的“和、儉、靜、潔”,林荊南提出的“美、健、性、倫”,周渝提出的“正、靜、清、圓”等。這些理念,往往亦會被人解釋于中國茶道,中國茶藝,中國茶文化等,使其概念不清。其中,莊晚芳(1908-1996年)的中國茶德“廉、美、和、敬”最為清晰完整。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茶文化熱潮的興起,中國當代茶學專家、浙江農業大學茶學專家莊晚芳教授在1990年2期的《文化交流》雜志上發表了《茶文化淺議》一文,明確主張“發揚茶德,妥用茶藝,為茶人修養之道”。中國茶德的理念從此被清晰提出。

            他提出的中國茶德具體內容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釋:廉儉有德,美真康樂,和誠處世,敬愛為人。具體內容為:廉——推行清廉、勤儉有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減少‘洋飲’,節約外匯。美——名品為主,共嘗美味,共聞清香,共敘友情,康起長壽。和——德重茶禮,和誠相處,搞好人際關系。敬——敬人愛民,助人為樂,器凈水甘。莊晚芳提出的“廉、美、和、敬”,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因茶文化的發展與普及,從不同的角度闡述飲茶人的應用的道德要求,強調通過飲茶的藝術實踐過程,引導飲茶人完善個人的品德修養,實現人類共同追求和諧、健康、純潔與安樂的崇高境界。

            茶德與“儒家”的關系

            當我們梳理中國茶德和儒家倫理各自的脈絡之時,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相當協調的對應,它們幾乎是一種互為表里的關系。中國茶德是中國儒家倫理思想在茶文化領域中的集中體現;而中國儒家倫理思想則是中國茶德之所以能夠建構成立的哲學基礎。

            我們在中國倫理思想發端的先秦時期發現了茶的倫理呈現。武王伐紂滅商(公元前1046年),正是周公輔助武王的重要歷史時期,中國史書上第一次正式記錄了茶事活動。晉代大學者常璩在其史學著作《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蠶麻纻,魚鹽銅鐵,丹漆荼蜜……皆納貢之。”從中我們可以得知,當時八個小國部落給周武王的貢品列單中是包括了茶。茶作為貢品奉上,已經帶有隆重的獻禮性質,蘊含在茶中的秩序感已經呈現初端。

            實際成書于漢代的《周禮》專門記載說明了茶在皇室祭祀中的地位和規范程序,與西周初年周公姬旦提出以“敬德保民” 為核心的倫理思想,“孝、悌、敬”等維護秩序的道德規范或范疇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中國傳統倫理學的初始步伐,與茶進入人類文明生活的步伐完全一致。

            從秦漢、魏晉、隋唐至宋元明清,2000余年歷史,茶完成了它豐富多彩的品相,從唐代的煮飲,宋代的點飲到明代的瀹飲,儒家倫理思想在茶事活動中是一個逐漸占據統治地位的過程。西漢末年誕生的第一份茶事文獻《僮約》系漢代儒士王褒所著,雖被后來研究者定為游戲文學鼻祖,但在那種出于身份地位不同而加以苛求的茶事活動中,提到的“烹茶盡具”,已經涉及泡茶時的規范程序;魏晉玄學盛行,思想界出現關于名教與自然關系的討論,魏晉時代的文人錄事范本《世說新語》,記錄了不少當時文人的茶事活動,此處的茶事活動往往被冠以風流品性,逸人神韻,是文士游離于規范之外的風雅。與此同時,茶“儉而貴”的理念亦被確立起來。通過飲茶建立有節制的生活理念,培養內心的強大去戰勝人性中的原始欲望,是這一時代對后世的倫理貢獻。“陸納杖侄”是其中一個最典型的案例。

            而隋唐時期中國倫理思想上集中表現為儒、道、佛三家互爭短長、相互吸收和逐漸融合,使“修身”成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和基本原則。我們可以在關于陸羽的傳記和他的《茶經》中,明顯看到儒家倫理文化的印記。比如陸羽自身就是因為反抗佛教對他的控制而從寺院中逃離的,而逃離的精神支持恰恰來自儒家學說。他明確地表示,他已經是一個無父母手足的棄兒,出家將使他成為無妻無子之人,那是對儒家學說的大不敬。在《茶經》中他提出的“精行儉德”價值觀,完全落實在儒家倫理學的坐標體系上。陸羽關于品茶時追求純粹而必須清飲、甚或因此而認為凡渾飲之茶湯必須倒入溝渠的觀點,都是與儒家倫理觀念一脈相承的。陸羽的茶事活動也充滿了當時儒生們要求具備的家國情懷。在《茶經·四之器》中,他甚至在風爐上刻下“伊公羹、陸氏茶”六個字。其中伊公為古代幫助天子治理國家的賢相,他出身于奴隸,是一位廚師,因善調湯味而世稱“伊公羹”;而“陸氏茶”則指陸羽本人的煎茶,陸羽本人的政治理想和精神定位在此昭然可見。唐時精微細致的烹茶過程成為茶事程序中的主體,在其間品飲者修煉著精神,遵循著內心服從天道的法則。

            宋元明清,中國哲學家們建立了以“理”為最高范疇的龐大而精致的倫理思想體系,以及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為主要內容的“心學”。這是一個從嚴格的格物致知的過程走向“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的過程。理學大師朱熹本人就是一位大茶人,那個時代創立的一系列的斗茶活動中,都有著嚴格規范講究程序和秩序的內在要求。而擴大了民間的茶品飲,已經完全建立起了儒家規范,其典型形態就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客來敬茶”禮儀。56個民族共同擁有了這樣的茶的禮俗,并且在民間形成了節慶、婚禮,喪禮上的一系列茶事活動規范。

            而伴隨著茶葉形態從宋代的緊壓茶發展到明代的散茶,又一個新的哲理時代到來了。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講究向內走,思考自我與社會、宇宙的關系,而往往在外在形態上表現出了一種怪誕,而這種怪誕又往往體現在藝術之上。過程變得簡單,意境卻無比重要。倫理的坐標進入明代,中國茶德呈現出了別樣風貌。

            中國晚近代史上的百年動蕩,儒家倫理學在2000年的至尊地位后,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戰與打擊。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和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對儒家倫理學幾近致命的掃蕩,而這一歷史時期,也恰恰是中國茶葉的物質形態進入最低谷的歷史階段。當人們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號時,一個有秩序的外在世界伴隨著內心原本錯落有致的世界一起崩塌,茶德自然也不可幸免。

            重拾茶德之念,當是在撥亂反正的30多年前。此時正是海外新儒學興起的時代,儒家倫理學說早已滲入中國人血脈,一旦喚起,一發而不可收。中國茶德,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重新收拾,再次規整,更新提出。

            茶德的現實意義

            去年,北師大前校長、文化大家許嘉璐先生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體二翼,將儒釋道三家精神視為體,將中醫藥和茶視為兩翼,得到眾多學者的認同。中國茶德,正是要將儒家學說在中國茶文化中的實際地位進行一個再界定,并使其對中國和世界發揮現實作用。筆者以為,中國茶德在茶的現實意義中,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作為中國2000年占有統治地位主流意識的儒家精神,在中國茶的精神品質中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這應該是一個事實。雖然禪與道的精神深深地滲透在儒家中,構成了三教合一的面貌,但究竟是什么樣的精神內核,在茶的歷史進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是我們應該分辨清楚的。晚近以來的中國茶文化一度式微和重新崛起,走了一條特殊的路線。那就是通過日本傳播至臺灣,又傳至香港,與內地重新興起的茶文化對接。此時正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一切外來的哲理精神都受到高度重視,茶文化亦如是。但由于日本茶道精神本身是從中國唐代的佛家中的一支禪宗而來,入宋后在島國日本重新進行傳承和發揚,形成佛教文化背景下的日本茶文化精神。這一文化形態有著自己完整的體系、理論和呈現形態,以及創立者設定下的傳承方式。重新進入中國大陸之后,一度被部分人誤解為茶文化精神的全部,久而久之,一個文化背景被置換,建立在儒家倫理精神關照下的中國茶文化核心——中國茶德,被置換為以宗教信仰為背景的茶禪一味精神。

            近年來養生文化的崛起,人們對茶中的健康元素開始越來越為關注,也有學者將道家文化中關于茶與養生內容的結合,作為茶的精神形態中的主要內容。這些認識筆者認為都不夠全面準確。事實上,中華56個民族都與茶結下不解之緣,儒家倫理關系通過茶事活動充分呈現出來,中國茶德在中國茶的歷史發展中是起著主導意義的。將中國茶德進行準確定位,便意味著研究者可以在哲學背景下以倫理學視閾觀照茶文化主流精神,而非僅僅在宗教精神下以禪宗視角觀照茶文化,這一點,對我們的這一探討研究,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知道,倫理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包括道德意識現象,而且包括道德活動現象以及道德規范現象等。當我們將中國茶德納入倫理學視野,中國茶德的實踐意義就成為順理成章的命題。筆者同意中國哲學美學家李澤厚的觀點:道德是表現為行為的,道德必須是一種行為,而這個行為必須有一種心理作為它的基礎,所以中國儒家倫理講情理結構。但情理結構并非自然方式,它是要經過人的訓練培養出來的。道德心理上的幾種因素,包括理性認識、意志力量以及情感,其中意志鍛煉非常重要。所謂人性就是培養人的正面,通過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然后才能夠成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這種道德情理結構,恰恰是最可以對應在中國茶德中的——正是通過對茶的制作與品飲,進行內在的修身養性,得以理性和感情的培養教化,中國人在一盞茶中實踐著中國的倫理道德精神。

            道德具備自律性,道德主體自愿認同社會道德規范,踐行道德規范,把被動的服從變為主動的律己,把外部的道德要求變為自己內在良好的自主行動。這種踐行被完整地挪入茶事活動中。因為茶所固有的物質形態,決定了這是一種可以和人類進行互動的、方式即規范又自由的心靈通道。在中國茶德中,便是中國人通過茶這一媒介進行心靈的教化,在祭祀、待客、節慶等活動中建立起程序化的茶之禮俗。

            倫理學家一般都同意研究的目的是為尋找和建立一種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維護社會秩序和培養有道德的人的理論。建立在中國儒學倫理思想上的中國茶德,正是一種投射在茶事生活中的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在茶事中行為的準則與規范。它代表著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同樣起著認識、調節、教育、評價和平衡社會及個人的功能。

            我國思想家中有人提出的三種哲學——斗爭哲學你死我活;死亡哲學你死我也死;和諧哲學你活我也活;中國茶德選擇了和諧哲學,而中國茶德核心價值亦恰恰在于和諧理念。

            和諧哲學恰恰是世界絕大多數人選擇的生活哲學。中國是茶的故鄉,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喝茶,這三分之二人口是和諧哲學的實踐者,是中國茶德可以更為廣泛在世界傳播的基礎。

            文/王旭烽,女,教授,國家一級作家,著名茶文化學者,小說家,發表文學作品1000萬字左右。長篇小說“茶人三部曲”前兩卷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現為浙江農林大學文化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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